郭凤西
-心如刀绞、一病再病-
1）来自各方面的震撼
沙耆是天生的艺术家，有性格上的、血液里的善良纯真；在一个充满了亲子之爱的环境中长大，满怀着对父母的孝思、对家人、师友的关怀和责任，以至对世人的爱心与同情；他既然是天生的艺术家，也充满了艺术家的激情与浪漫，尤其是旺盛的企图心，他辛苦了这么多年，累积了这么多的经验和技巧，面对着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他要更上层楼，别的事都可以抛开！
当这些不同内涵的意识与特质，在同一个时空中出现的时候，就互相排斥与冲突。如果外来的因素不太强烈，这种矛盾会无声无息地、温和自然地、不惊动常人秩序地调整而趋于和谐；如果外来的因素非常强烈、成为一种震撼，不同属性的震撼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就必须另寻调和之道。另辟蹊跷，继续走向另一种形式的和谐。
大体上我们可以把沙耆承受的"震撼"分为正负两种属性；正面的震撼是使自己愉悦的、兴奋的激动。比如别人的赞美、关注、画展的成功、似锦的前程、自我的满足与陶醉…；负面的震撼是曾令自己悲哀、悲痛、内疚的激动。比如：爱妻缠绵怨对的书信、父亲叫他回国的电报、祖国灾难的消息、父亲罹病和病危的消息，乃至违反了恩师徐悲鸿、吴作人执着于传统派的谆谆教诲，而私慕起浪漫派的大师们…，这些内疚都成为负面的强烈震撼。
他和夫人孙佩钧的婚姻是有爱情基础的。怀孕的妻子目送他的船驶向大海，自己凄凄惶徨回到住所，写给他那封缠绵悱恻的情书，始终憋在心底。吴作人来信告诉他"夫人前曾来函，谓欲就内子习法文，近来未见来息，想已届分娩期"（1937年6月7日）。半年后的另一封信上也说："尊夫人曾有信来，欲去重庆办护照"；同一时期，徐悲鸿的信上也说："我在南京听说你夫人将去和你团聚，这太好了"（1937年8月1日法文）。凡此对他都是负面的震撼。
沙耆从艺术院毕业成绩辉煌，参加盛大的联展，与毕加索等大画家同台展出，是强烈的震撼；祖国陷入惨烈的抗日战争、老父函电催促回国、同学纷纷回国加入抗日救国的行列，是强烈的震撼；德军占领比利时，军事管治下人民生活艰苦，行动被严格管理，大捕犹太后裔，处决爱国志士，常常惊心动魄，是强烈的震撼。这时也还能竭力克制，温和地化解；无如震撼继续升高；画展受到到各方好评，邀请参展的信函和合约纷至踏来，史蒂凡说：
[无人怀疑他将是亚洲来的第二个傅士达（滕田FOUJITA）]
皇后购藏了他的"吹笛女"，召见进宫，认识了英俊的少年阿尔拜王子（沙耆不离身边的像片，就是今天的国王阿尔拜二世）、乔治雅德的蜜意柔情…；祖国和比利时的苦难日益加重，他内心的绞割升高到顶峰，正常的化解手段，再也不起制约的作用。
1942年8月2日，他走进沙布隆圣母院大教堂，在神父做弥撒的圣台上寻寻觅觅。神父问他做什么？他说：
[寻找我的上帝（Je cherche mon Dieu）]⑿
神父看他两眼发直、神情不对，召警察来把他送进精神病医院。
在绘画的技巧上，沙耆是调合冲突的能手。在他旅比十年的作品中，不管是早期的中国题材作品，还是晚期的比利时即景，都充满了两极的融合："画面上是激情与审慎的融合、粗犷与细腻的融合；色彩上是光亮与清淡的融合"。
"他以天才的妙笔，大胆地勾勒出一种惊人的和谐"
"他画的都是我们这里的身边事物，但用一种罕见的和谐写实手法，呈现出我们本地的风光"
沙耆是徐悲鸿的入室弟子，也亲炙过吴作人的教诲，不但在出国前，他们循循善诱；出国以后还常常在书信中叮咛提示，生怕他误入歧途，走向浪漫主义，当年沙耆揣着两位老师的亲笔介绍信去见巴斯俭那天，走在路上、看着过往的行人，心理既沉重又兴奋，今后几年他要在这里埋头苦修，他当时要修的也不外是欧洲古典派的写实主义，可是今天对这个天经地义的教条却兴起了莫大的怀疑。
史蒂凡在1942年3月那篇评语中说沙耆直接接触到西方的大师们所受到的冲击。他举出三人：Velasquez(Velazquez de Silva),是十七世纪西班牙伟大画家，最擅长调解光线与空间；Rembrandt(Rembrandt Van Rijn)，是十七世纪荷兰最具影响力画家及雕塑家，是处理光亮与暗淡的圣手，放眼于人性及宇宙的伟大艺术家；至于Goya(Goya Y Lucientes),十九世纪影响法国艺术最深的西班牙大师，总的说都是倾向于人性的、宇宙的、大自然的、浪漫的、印象派的…。这些人使他对自己的师承发生了怀疑。这是重大的负面震撼！
在绘画的境界里当他遇到两极的冲突大到不能用他一贯的技巧取得和谐的时候，他会另辟蹊跷，曲经通幽，而后一泻千里、海阔天空。正如史蒂凡所说：
[这些冲突和震撼使他遇到的画风转向一个新的境界，那是对大自然和生命的欢呼和歌颂，直接与大自然和生命的接触能满足他所要的一切]⒀ 。
在现实生活中，沙耆走到艺术境界中的困境，四面八方同时到来的震撼。使他不能用惯常的方式摆平：他跑到教堂里寻找救主，他发现了一个曲经，走下去海阔天空，继续奔向上天交付给艺术家的历史使命；于是他疯了，一疯再疯；却不料这条曲经，走下去竟是一泻千里、海阔天空；是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赞美历史女神，赞美她用孤寂来使艺术显现庄严的方式，赞美她会锤炼和造就一个大艺术家方式] ⒁
2）发病的时刻
第一次发病是1942年8月2日，在沙布隆圣母院教堂。沙耆被送进根特市（Gent）的圣约瑟医院。这是一个由神父和修女主持的疗养院，在舍亦医师（Dr.SUY）主治下，疗养一个月，中间还可以自行回家，可见病况并不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在住院前的一年他结识了乔治雅德；住院前的五个月（1942年3月）他在小画廊开个展，史蒂凡说他是"未来的滕田（Foujita）" ；皇后买了他的"吹笛女" ，在皇宫认识了少年英俊的阿尔拜王子。
与此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海沦陷、南京撤守、家中苦难的情况不时传来：妻子的怨怼、老父的罹病、甚至病重的消息…两极的震撼，四面八方汹涌而至。
在他走进教堂、寻找救主之前，精神状态已经不对。在史蒂凡等人面前极力克制；但在日常生活的另一些场合，就不时频显。这时他已毕业三年，仍常在校中走动：合作社取画材、画室写生。有时心不在焉，拿起别人的画笔就涂抹。在青年学生中他已经被戴上"野人（non civilise）"的雅号。我们推想他的精神状态大部是正常的；有时是疯疯癫癫，最重的时候就失去理智。
第二次病发之前的一两年，应该是他在欧洲飞黄腾达的时代。这时欧洲在马歇尔计划下重建，社会欣欣向荣；邀请展览的信函、合约纷至踏来；他常常外出旅行作画、接洽展出，社交频繁，忙碌不已。
可是，中国也抗战胜利了，他背负着家人和师友的厚望，怎么就不作回国之行的打算呢？哪怕是一个月的旅行！看望老母、拜祭亡父、见见妻儿；他这时可以说是"饮誉欧洲画坛" ；口袋里也存下几文；大可衣锦荣归一番。 他肯定会这样想过！可是他没有做，为什么？
1945年8月他接到一封张九垣的来信，告诉他"尊夫人万分关怀你的近况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转来此信，请即刻作复"并且说另有一详函，寄交中国驻比大使馆 19，Bd General Jacques,Bruxelles ，请即往取。
即便在最困难的大战期间，上海、南京和布鲁赛尔的商业管道还是经常运作的。邮电往来还是有路可通的；除非你拒绝往来。我们相信沙耆是不断接到家中信息的。
1939年10月25日，他父亲召他即刻返国的电报当天就送到他手里：
比京工业方场25号（Place de l'Industrie, 25）有个"夏力士公司"（Charles Ley Company, Ltd.）专做中比贸易，天津、北京、南京都有分公司。1940年3月16日沙耆给老板夏力士写信求见夏力士约他来谈。沙耆要和他谈什么？是想回国吗？
离沙耆住所六青年路半里之遥的"摄政路2号"（2，rue de la Regence）有个"比中企业公司"（Societe Belge d'Entreprises en China ）,1941年10月1日寄来信和表格，告诉他[中国政府负责送留学生回国，叫他填妥表格寄到中国驻瑞士（Berme,Suisse）公使馆去]。
这许多沟通的管道对他都成为负面的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