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天行
油画《自画像》1994
1988年，海南建省前夕，我在一家建筑设计院任副院长。带领一批设计人员去闯海南，一去就是三年多，1992年回上海时正值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浦东开发热火朝天。不久我又受命负责上海证券大厦建设，担任该项目的筹建处主任兼项目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这是一个投资一亿伍仟万美元、建筑面积十万平方米的现代化大厦。工作千头万绪，我当时已无精力顾及我父亲的艺术创作，更没有奢望他还会有什么突破和创新，只求他能健康平安渡过晚年。抽空给老余打个电话问问，生活上由我夫人每月把父亲的生活费、寄养费等按时寄往余家，住在老余家我也放心。老余告诉我父亲1992年后就不大出门去写生，在家里画些静物，画的东西也是乱七八糟的烂涂。后来才知道，这批"烂涂"的作品，竟被专家们称为"集印象派、野兽派、表现主义和抽象主义之大成的作品"，正是这些作品"展现了中国艺术中最珍贵的品质---神韵"，"这正是中国无数画家呕心沥血、鞠躬尽粹追求的东西，正是这些作品，把沙耆推向了中国油画史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也带来了国内艺术市场的繁荣，境外许多艺术品公司和画廊纷纷进入内地市场寻找机会。其中不乏既有资本实力又有专业眼光的画商。他们以其在市场经济中多年积习成的敏锐"嗅觉"，一接触到沙耆作品，都如获至宝、为之振奋，迅速斥巨资组织大规模收购。1996年，当我从台湾卡门艺术中心总经理林辰阳手中，第一次看到几幅我父亲在1993年画的静物画的宣传品时，我也为之一惊。当我事后了解到这批画已经全部流失了时，有朋友曾为我感到惋惜。而我倒却有一种减负感。多少年来，我眼看着父亲的画作流散在民间，由于保管不佳，天天在损坏下去，不要多久也许就会在地球上消失。台湾画廊的收购行动，客观上起到了"抢救文物"的作用。而更让我意外的是，林先生向我出示了一份他所在的公司进军大陆艺术品市场的企划书：《中国油画轨道史经典系列企划》。这份"企划"蒐録了近代中国油画画坛最负盛名的十位大师。拟为每位大师作一部重量级的典藏之作。其定位等级设定为：此书编列为国家级典藏之作；各学术单位收藏之系列；各大图书馆典藏之作。行销：中国大陆、欧美大陆和亚太地区。沙耆的名字赫然在目。林先生告诉我，公司考虑到沙耆先生的健康状况，这一企划拟先从沙耆先生入手实施。我翻阅了这份企划。发现其主旨之明确、表现之特色、内容之详尽以及工作流程大纲之考虑周到，毅然出自一批有远见的专业里手。这与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谋而合。现在有人愿意与我合作，决心全力配合之。1999年9月，由台湾卡门艺术中心出资出版的《沙耆画集》面世，画集汇集了我父亲各个时期约200余幅各类作品，这是个工作量巨大的工程，卡门艺术中心为此花了两年时间组织一批专家对父亲的身世进行调研核实，编制了年表，对几百幅作品逐幅编写了评价和说明，对他各个时期艺术创作实践进行了研究。这一著作的完成，了却了我两代人的心愿，总算给已故的前辈们有了一个交待。
油画《村落一景》1995
2001年3月1日由台湾卡门艺术中心出资赞助，中国油画学会主办，中国美术馆、上海美术馆、浙江省博物馆、台湾卡门艺术中心协办的《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开幕。展出了我父亲104件作品，包括油画、水彩、素描、水墨、书法等作品，另外还陈列了近几年陆续发现的一批珍贵文献资料。与1983年第一次画展不同之处是，前一次作品基本是欧洲带回来的三、四十年代的作品，而这一次则是我父亲艺术的全过程全方位的展出，特别是他晚年创作的那批气势恢宏的现代作品，还是第一次与公众见面，引起了全国美术界的关注和轰动，将对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产生深远影响。
记得2001年《沙耆七十年作品回顾展》在上海美术馆展出时，有一位欧洲人指着我父亲晚年的作品问我："听说你父亲长期住在偏辟的农村，为什么他的画这么前卫？即使拿到今天的欧洲去，也是最时尚的!"。现在看来，这些创新的灵感，早在六十年前就开始了。只是在经历过半亇多世纪的人生砺练之后，显得更自然、更谐调、更得心应手、更有"特殊的品味"了。正如水天中先生所说："沙耆的艺术是生命遭遇挫折时的自然流溢，他的绘画是'不能不为'，'有所不能自己'的产物，因而具有"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的独特情貌。这显然是可慕不可学的。许多艺术史家和艺术评论家都曾论及中国现代艺术"原创性"的匮乏。确实，我们的各种现代、后现代的风格，往往都出于西方艺术的追随和模仿。但沙耆的艺术不在此列，沙耆是以自己的生命遭遇浇灌艺术之树的人"
这次画展又于3月20日移至上海美术馆展出、4月6日移至台北历史博物馆展出。影响更为广泛。大陆的画商最早接触我父亲的要算上海东海堂画廊的老板徐龙森先生了。他1994年初就找到了我父亲，而且带去意大利进口的油画笔、油画布和油画颜料，在老余家看着我父亲画，边画边收购，收购了大约120张画。再从其他各道又收购了约200件。我父亲最精彩的一批画就是他送去的
油画《绿色的水壶》1996
料画的。《沙耆画展》上很多精品都是从他手里出去的，他一直是以发掘沙耆而自豪的人，但是2001年3月20日《沙耆画展》在上 海开幕的当天，徐先生竟一个人躲在自己画廊的院子里晒太阳。他说他需要总结和思考。他感到既欣慰又有失落。欣慰的是事实证明他发掘沙耆是正确的，失落的是这个案子本来是他做的，但他没有这个机缘去做。他认为自己是有气度但是没这个实力。认为林辰阳是气度与实力都具备，所以这个案子只有林先生能做下来。我是在那次上海画展之后才认识徐先生的，交谈之中他说他1994年见到我父亲时就找我，想把我父亲接到上海来和我合作。他说当时没有人肯告诉他我的电话和地址。我说这就是缘分了，还是随缘吧！看来文化的发展也还要经济来支撑。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文轻商的坏传统。托小平同志的福，终于对外开放，搞起市场经济，且一发不可收拾，短短十余年功夫就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我父亲真是有福气赶上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光。所以我说父亲这一辈子是不幸之中大幸的。
油画《一串红》1995
对于九十年代末的再一次发现（沙耆），钟涵先生认为意义更大："沙耆晚年之作既非低沉沮丧，也不混乱颠狂。它们集中的特色是伤痛之末或伤痛之后至深的情结的表露，精神得到静化的一种高度昂奋，他把有限的现实生活中的所见物象与无限的想象世界中的梦幻镕铸在一起。……在风格上，他的价值在于，沙耆自已独创的、无所依傍的风格达到的水平是非寻常所能达到的精神内涵与语言形式一体的天真烂漫，……这里并没有摸仿，也不是硬造出来的，这种新颖的画风基本上出自内在需要的、久所磨炼转化而成的自发的倾吐。……所以沉着而不压抑，鲜活而不冶丽，在极无拘束之中却又常常遵循着颇有法度的控制，可辩识的具象关系与抽象形式关系互相推移"。"这显示了艺术家传奇性的艺术生涯的晚期高度，一种生命悲剧后的光华，一种精神性的凯歌。他给一切热爱艺术的人们带来鼓舞，给一切从事艺术工作的人们留下启迪，给真正的艺术的未来增添了希望。沙耆无疑地会留在中国美术史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