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沉寂乡间 自强不息

　 沙天行  

我父亲自1946年回国至2005年过世，几乎一个甲子。当他在上世纪之末再次以一位艺术家的新面貌出现在中国画坛时，整个画坛都为之一惊。许多人都以为他早已过世，更多人关心他这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报上纷纷载文介绍他的生平艺事和回国后的情况。但其中不少内容与真实相去甚远，以讹传讹者不少。

我父亲從1946年回国到2005年过世。这59年日子，大致可按文革前后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可从1946年10月回到沙村起至文革结束后于1982年2月离开沙村去筹办回国后的首次《沙耆画展》，其间共36年。后一阶段可从1982年2月离开沙村到2005年2月过世，其间共23年。文革前的36年，是我父亲人生的低谷和艰难的日子。父亲回国时，我祖母仅靠几亩薄田出租而维持生机。父亲带回来的，除了几百幅绘画，几乎身无分文。在上海下船时，连支付行李超重费的钱都没有。也许他想得很好，只要这些画能在上海开成画展，卖出几幅，名和利就都会有了，去国十年的种种误会恩怨，也会随之烟消云散。但是偏偏他的命运不济。画展消息刚刚见诸报端，内战风云又起。画箱还来不及启封就又尘封起来。他不得不径直回到故乡，两手空空面对期待十年的老母。这是何等巨大的打击？何况是对一个精神病人……，而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更是陷入了灭顶之灾。

两年前，我偶然在沙金土先生家里，见到一幅我父亲画的彩墨画。画着一只用绳子捆住双脚被倒挂在墙上的鸡。金土兄是我一位远房亲戚。他告诉我当时父亲回乡不到半年，有一次他在我父亲那里看到这样一幅画十分喜欢，就向他索取。父亲答应为他再画一幅同样的送 他。他过几天去时，画己经画好。但在鸡的背景上题写着一篇深有哲理的文字："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得多则惑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诚全而归之"。开始，我对这幅画并不太在意，因为我父亲回国后经常会画被杀了后倒挂着的鸡或鸭，仍至再画上滴着血的碗。类似的画看多了也就不太在意了。但这次那篇寓意深刻的哲文深深地吸引了我。初一看，这篇文字讲的是个以曲求全的道理，与那只倒挂的鸡毫无相关。然而，细细品来，联系到他当年回国时的处境和心境，发觉那字字句句似乎都在诉说着一个委曲求全的故事和传达着一种发自心灵深处的疚意和痛楚。这使我想起父亲曾经不只一次和我讲过"我很痛苦"的话。感到这是一颗滴着血的心…..。

 

                       彩墨《倒挂的鸡》1947                

 

父亲刚回国的时候，情绪十分暴躁，那年我10岁，刚从新四军山东根据地回到我父亲身边。当时父亲几乎每天晚上通宵达旦的大喊大叫敲东西，发泄心中的积怨，把家里所有家俱、门窗敲得没一件完整的。每到晚上，我和祖母都是心惊肉跳，提心吊胆，相拥着以泪洗面。有一次父亲的病发得实在太厉害了，还动手打人。被我的亲戚叫来几个村民强行绑在楼下大厅的柱子上，父亲如一头怒吼的狮子挣扎着，此情此景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现在多数人接触到的父亲，已是文革以后走出沙村的沙耆。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条件和创作环境的改善，又经过两次住院，情绪已平静下来。

父亲回乡后的生活，开始是由我祖母亲自照料的。我父亲有二个姐姐，养了十亇孩子，她们成了我祖母的帮手。尤其是我大姑丈童全根，数十年来如同亲生儿子那样协助我的祖母照頋我父亲，直到把我祖母养老送终（对于这一点，甚至连我父亲都在日记里写下了对这位姐夫的羡慕和感激之情）。虽然父亲生话由我祖母照料，但祖母毕竟是不识字的农村妇女，照料我父亲的重担，无形中落到了大伯父、三伯父和四伯父的肩上，他们成了我父亲事实上的监护人。他们代表沙家处理我父母的婚姻、帮助我父亲治病、

    

 《藜斋》二搂父亲卧室板壁油画《裸女组画》（之一）1947

 

 

                油画《母亲在纺棉纱》1947                

 

报，学校的老师们总是热忱相待。早先沙村小学的校长沙禹舲（良冕）先生，更是我家世交，对我父亲的感情尤其深厚。沙孟海先生对我家的大小事情，都是通过禹舲兄来安排的。我祖母不识字，她向外联络的信件，（解放前）和大伯父沙孟海的联系、和我母亲的联系、和我父亲（国外）的联系等来往信件大多都是禹舲兄代筆的，已是几代人的情谊。我父亲去杭州、南京两次住院治疗，都是禹舲兄亲自陪同照料；県统战部每月下拨的生活费都是禹铃兄领回代管着；我祖母把父亲带回来的一批油画和金质奖章等重要文件早先均藏放在禹舲兄家，得以保存下来（文革前应大伯父捐赠安排，己如数转送大伯父保存）。父亲回国初，徐悲鸿先生通过沙孟海先生捎来治精神病的药，也是禹舲兄去大伯父处拿来的。前几年在中央美院档案里发现的徐悲鸿先生给我父亲聘书，竟有父亲应聘的亲笔签名，但我父亲并没有去赴任，估计也只有通过这一渠道才能寄回去吧。父亲还喜欢到乡、村的政府办公室去串门，那里有更多的报刊杂志可供翻阅，有纸张可给涂画，基层干部们都亲热地称他"引年叔"或"引年公"。村里有那家办婚丧喜事，也乐意邀他入席，我父亲却也从未醉过，席毕总是不忘顺手送画一幅.以示谢意。沙村上坎的左邻右舍更是父亲光顾的地方，遇到吃饭时刻都会留住同桌。我父亲也从不推辞。特别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各级干部和群众，都因为他患有精神疾病而保护着他免受冲击。能让他相对平静地生活在他自己的精神天地里。为了给父亲治病，1954年由三伯父（沙文汉）安排到杭州古荡精神病院住冶疗；1964年又由四伯父（史永）安排到南京神经精神病防冶院住院冶疗。

1964年父亲住院后，祖母亦因年事已高、体弱多病，遂由我大姑母和大姑父把我祖母接到他家童村同住。父亲出院后亦因此

    

                                                                      油画《沙村远眺》1947                                                        

 

住到了童村。1967、1968年我祖母和大姑父相继过世。1969年我父亲重又回到沙村，在我的亲戚和沙村大队干部的协调下，委托近邻沙良洪家照料我父亲生活。由于当时正值文革高潮之中，我父亲也被扣上"攻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画家"的帽子，生活费由每月40元减到15元，虽然生活清贫些，与农民同吃同住（良洪一家也搬到《藜斋》同住，）但能够健康地活下来，已够庆幸的了，直到1982年2月离开沙村去筹办沙耆画展。（文革前的这36年，我父亲的生活，由祖母照料18年、姑母照料5年、沙良洪照料13年，但从未发生过如某些媒体文章所描述的"像乞丐一样流落街头没人管"的时候）。

     一些朋友在文章和电视节目中，谈到我父亲的艺术创作实践时，说这一阶段是个"空白"。其实也不然。在这一漫长而无望的日子里，父亲没有一天放下过手中画筆。我1947年回到他身边时，家里二楼板壁上与墙同高的十余幅裸女画己完成。当时，虽然夜里狂躁得很。但白天又判若两人。他上午往往在家画画。並要我陪在旁边。他教我学法文、背古书，《大学》、《中庸》、《古文观之》都背。他的国文基础很好。他在旁边画画，我若背错，他马上会纠正我；家里养有一只猫、一只狗和一窝鸡。家里缺纸，他把线装书拆了反过来，用毛笔速写各种姿势的小动物。画完一张就摊在地上凉干，一上午下来整个客厅都布满了画。他有一团橡皮泥，跟真人的头一般大，吃饭的时候，他常常会拿着揑我祖母的像。揑成后放几天，又重新再揑别人的；他还搞过泥塑，塑过毛主席及朱德总司令骑马像；还搞过木刻，他有一套木刻刀，刻过狗和猫。用锅底的烟灰（乡下烧饭用柴火，锅底有厚厚的烟灰）拌菜油当油墨，效果还不错。午睡是雷打不动的。下午出门去画画。我帮他拿着画具在沙村前后，特别是沙河塘、岩下潭、塘头街附近画过许多油画。也为我的亲戚、邻居、乡民画过许多肖像（我最近还见到过一幅当年给沙村一位木匠画的肖像）。他有一亇随身笔记的习惯，走到那里写到那里、画到那里。留下了数不请的笔记速写（包括文革困难时期用各种信纸、便签、废纸装订的笔记）。在那漫长而寂莫的日子里，他把自己身边仅有的几本书（"圣经"、小说"娜娜"、法文词典、"曾文公全集"、"离骚"、"唐诗三百首"等）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几乎在这些书的每一页都留有插画、旁批。这些作品和挡案资科，由于父亲两次住医院和在文革期间多次搬家，几乎散失殆尽。但当年又有谁会重视这样一位自西方留学回来的精神病画家的"涂鸦"呢？2001年出版的《沙耆油画作品集》中《沙村远眺》和《老家的厨房》两幅画就是当年我在的时候画的，《沙村远眺》是在《藜斋》屋后山坡上画的，正对面山岙处正是我祖父母安息之地，而山岙前面田畈的美丽风景，因为九十年代修水库巳映入水底。这幅画现在成了沙村人永远的记忆。《老家的厨房》，是画"藜斋"的厨房间，画中的两人是我和大表姐童賽蓉在剝竹笋。这是一幅典型的江南风情的画。可惜厨房间因年久失修己在前几年倒塌。父亲还为祖母画过许多肖像，除了现存的《母亲在纺棉花》，另有一张祖母脚踏铜火炉，手拿佛珠念佛的肖像，父亲每画之前还要专门洗手。印象十分深刻。还有一幅我与同村小朋友唐青在一起的画。我头上戴的那顶插着野鸡毛的帽子，是我父亲从自己头上取下按在我头上的。看到这顶帽子，我就会回忆起当年父亲刚回国时，头戴这样一顶帽子、身着西装革履、咀衔着板烟斗、手牵着小狗、在村中小巷穿行时引来一群村民围观的情景。我曾为此画寻找多年而无下落。2001年竟在台北历史博物馆的《沙耆画展》上看到。这是童年的最珍贵的记忆。既喜出望外，又感慨万千……。

 

                                                                  油画《老家的厨房》1947                                                    

 

这期间还有件事值得一提，那就是上海汪玉琴老先生与我父亲一段40年的友谊。汪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受业于郭绍虞先生，对国学新学都有相当的兴趣。他在60年代初受宁波师范学院(现为宁波师范大学)之聘，由杭州大学前往任教期间，得知沙村有一位曾经非常有名的艺术家，汪先生对艺术人士非常敬重，决定前往拜访。四十年后，他这样回忆道："沙耆家无一长物，只有一床一桌，四壁都是图画。由于当时没有颜料，沙耆只是用墨作画，一块粗墨，一台大砚，一支秃笔，到处涂写。沙耆不太言辞，不爱交际，村里的人虽然敬重他，但总觉得他有毛病。当他得知来意后，非常兴奋。我与他聊起了艺术，谈话中，我得知沙耆非常喜爱《楚辞》，因为其中有香草、美人及爱国的情怀，也非常喜爱法国文学，我们颇有同好"。当汪先生了解了我父亲的情况后，从宁波和上海买来了水粉颜料和水彩纸。他每两个星期去看我父亲一次，带些酒和小菜及生活用品，一起聊天。汪先生回忆说："沙耆作动物画，尤其是老虎，都是从眼睛入手，与一般的西洋画法不太一样。除老虎之外，他喜画狮子、狗等……。他作水粉画，一般都是将颜料直接挤在纸上，就象用油画颜色作画一样，很少渗水。……塘溪（沙村）的环境很有野趣，沙耆在那里与大自然很交溶，经常游泳、登山，虽然生活贫苦，但他也能自得其乐。他时常到街头去买只兔子，回家将其杀后，挂至墙上写生，画完后，便将其煮了下酒。只要是他觉得谈得来的朋友，就会当场作画相送"。这两年间，汪先生得到我父亲送给他的近百张水彩画，其中有风景、裸体、动物等等。文革开始后，这些画寄存在一个朋友家里，后来抄家便不知去向……。1979我父亲因病回上海住院期间，汪先生还经常去看他，有一次他一个人柱着拐杖去看我父亲（他自己也是八十多岁的人了），不幸从楼梯上摔下来，跌得鼻青眼肿。 

著名艺术理论家、中央美院教授钟涵先生，对我父亲这一阶段的艺术创作活动，作了这样评述： "不幸这个阶段却成了一个漫长的、在伤痛中博斗的乐章，持续了他整个人生数十年的中段，是在极反常的情况下留下艺术生命的记录。……他被放到了远离追逐名利的圈子之外的地方，反而使他排除了外界的干扰，可以从容於艺术天地之中。……孤寂、清贫、简朴的生活反而成全了这位艺术之子的沉潜追求，获得了艺术上最难得的一种自由，即纯真之心的自由。……我们可以说了：不是上天忌才，而是逆境、痛苦、几乎一生的代价反倒成全了艺术中的至诚，於是沙耆达到了，在艺术中体现精神上的超越"。"面对着这位不幸的长者，这些伤痛的心血洒落，我们的心怎能不也为之隐痛！……我以为，重要的是这里透露出了一颗不甘为命运所击倒的、执着的、炽烈的艺术之心"。 "这种漫长时日的错杂紊乱，又是后一个阶段，即晚年时期，得到净化与超越之先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