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天行
对我父母的婚姻，外界传说颇多、议论也颇多。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孤立的婚姻问题，这是中国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在那个伟大而动荡的年代，向命运抗争的时代缩影。今年正好是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十周年。有必要、也有意义在这篇文章中来说一说。
我母亲在年轻时就是个有主见、很独立的知识女性。她在中学读书时，就因参加学生会组织的学潮与军警搏斗受伤而被外祖父勒令退学的。就在休学期间，经朋友介绍与父亲认识。当时父亲已在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科从徐悲鸿先生学画。两年后（1936.4）他们在杭州西湖饭店举行婚礼（因为当时我祖父正与竺梅仙先生合股创办民丰、华丰造纸厂，家也搬到杭州）。婚后不到半月，我父亲即返南京复学去了，母亲则留在华丰厂职工子弟小学当老师。暑假期间父亲回来一个多月，整天埋头作画心事重重。十一月初，我父亲自南京回来，祖父告诉母亲要送我父亲去比利时留学。母亲感到很突然，当时已有身孕，要求生了孩子再走。我祖父没有同意。到这个时候，我母亲还不知道即将和自己分离的新婚丈夫原来是个被通缉的逃犯。直到父亲出国以后，在祖母的抽斗中偶然发现上海法院的判决书，为此祖母很惊慌，到是母亲安慰她"这不是什么丢脸的事，也没有必要瞒着我……"。从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1936.4）到我父亲出国（1936.12）。一共只有八个月时间，期间共同生活在一起不足四个月。二人就这样分手了，当时我母亲只有19岁。没想到这一别竟是一生。
父亲出国十年期间，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家人是怎么过来的呢？
我是1937年5月出生的。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父亲曾写信给祖父，要求回国参加抗战，但被祖父严词拒绝，说现在打仗，首要的是武夫，要你这个画画的有何用）。8月上海沦陷。我母亲带着我和祖母逃难回到宁波沙村。祖父则留下组织工厂在战火中内迁事宜。他曾在嘉兴城沦陷时写过一首词，描写当时城内的惨景和心情。今年是抗日战争爆发七十周年，不妨抄录于后，以示纪念：
《偕友视浙嘉兴城》 沙仔甫
丁丑九月嘉兴城陷，前四日余为民丰厂在大炮炸弹之下装运货物，厂内职工星散，所余无几人。伤兵回来陆续不断，闻守城者携眷而逃。晚饭后偕同事王君相入东门，至西门由南门而返，沿途所见，无不令人惨痛，爰作俚歌，聊以当哭：
天漠漠地沉沉，回郊隐烽火天冲，火光人断城内哭，犬逐野外燐通灭。堆瓦砾，歌楼余灰尽，绿窗倒欹欹阁倾，雕梁画栋满地横。有猫跳墙出，群鼠结对奔，冷月一勾西风紧，风紧鬼无影。鬼无影，人无踪，惟闻空巷蟋蟀鸣，长脚黄鼠试健脚，将军焦土定国策。城空便是胜利功，愿将最后定败成，更不是今日论。吁嗟乎，成败不是今日论。
战争造成无数失去亲人的孤儿流落街头，大批无家可归的难童，成为当时一大社会问题。一些有良知的绅商发起募集资金收养难童。其中沪甬一带有竺梅仙先生募捐成立《国际灾童教养院》。由我祖父具体负责筹建工作，选址在宁波奉化楼隘"泰庆寺"内，把庙内佛像搬走办起灾童学堂。祖父亦留有一诗：
《琅溪国际灾童教养院》
春入琅溪草自长，新开讲席延朝阳；
歌声晓祖憾山岳，琴韵悠扬感万方；
茅屋新成佳宾集，草堂初结午川溪；
莘莘五百来何方，自诉无家又无乡。
教养院建成后，我家随祖父全家搬入院内，我当时一岁多，我母亲则在校内当兼课老师。（注：2000年我曾驾车去寻找教养院旧址。至溪口向东一路打听竟无人知晓周围有"泰庆寺"。后经一古稀老人指点，终于在一青山怀抱的山峦中找到一片聖地。但那山岙在解放后已建成一小型水库，"泰庆寺"已映入水底。仅在库边竖有一碑亭，记录着这一难忘的历史。原来几年前有海峡两岸教养院毕业的同学聚会，立此碑以作纪念。）
1939年底教养院有一位和我母亲很要好的老师离开教养院参加了革命，于是我母亲把我留给祖父母带，只身去了上海，找到我三伯父（沙孟海三弟沙文汉）要求介绍她去延安或皖南参加革命，三伯父要我母亲先学点技术再说，否则去了没人要，为此我母亲报考了上海无线电工程学校学习收发报技术。在此期间母亲接到祖父自沙村的来信，说他腿病日趋严重，已不能下地行走，故离开教养院，全家搬回老家沙村。
宁波奉化《国际災童教养院》和同事留影
（右立者为我祖父、前排抱小孩者为我毌亲和我）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新四军派人到上海扩军，我母亲的一位女同学突然通知我母亲连夜秘密去靖江新四军接待站，参加了新四军，分配在报社电台接收新华社新闻电报。不久我祖父发现母亲人不在上海，就向外祖父要人，外祖父遂写信给我母亲，责备她不该不辞而别，让家人到处找。我母亲只好向部队领导请假直接回宁波向病中的祖父解释情况，以后由于时局变化，想再去靖江竟未能如愿。
1943年我祖父怀着忧国忧家的悲痛心境离开了人世。临终前他把家业托给了我母亲，说不管我父亲今后是死是活，回来还是不回来，一定要把孩子带大。
祖父去世之后，母亲安顿好祖母生活，带我到上海寄养在亲戚家里上小学，她自己白天兼任两个学校的代课教师，晚上当家庭教师。但我母亲想参加革命的愿望越来越迫切。遂于1945年春把我重又送回沙村交祖母带管。并把我们祖孙二人经济生活安排好后，回到上海找四伯父（史永）要求介绍她去根据地。由于祖父已过世，祖母和我也已安顿好，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1945年6月，经四伯父介绍，我母亲带着自己妹妹一起投奔皖南新四军革命根据地，被分配到苏皖边区工作。
1946年春，重庆谈判后，订立了停战协定，我母亲提出接我来解放区受革命教育。经组织上同意，我母亲赶去上海，又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把我从沙村接到淮阴，送进淮安革命子弟小学就读。母亲把我托给孙怡方同志夫人洪克平妈妈。她当时是该子弟小学的校长。但是没过多久，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母亲随机关转移，我随学校北撤，当时我九岁，小学生们背着自己的背包每天步行50里，一边行军，一边学习，途中停留休息时，老师会拿树枝在泥地上比划着教我们认字。由于卫生条件差，我生了一身疥疮，每天晚上宿营时，洪妈妈都会想办法弄来热水给我洗身，把全身的疥疮痂盖一个一个揭掉，再涂上琉璜，痛得我直叫。小朋友们就这样用自己的双脚一直由苏北走到山东。
1946年10月我父亲突然回国了。上海地下党组织给华东局发来电报，说我父亲在上海大吵大闹找我们母子俩，影响到地下党机关的安全，要我母亲立即去上海处理，稳定父亲的情绪。这是组织决定，我母亲迅速移交工作，出发上路。然而走了一天又折回原地，因为阜宁失守，陆路交通受阻，已无路南行。组织上考虑我父亲回国已经近一月，估计问题已解决，于是撤消了这个命令。与此同时，我所在的学校也因胶东半岛形势紧张而把孩子们分送到父母所在单位或就地疏散，于是我突然回到我母亲那里。我的到来拖累了机关的行动，我母亲建议组织上先把我送到父亲身边，也许父亲看到我后会减少他对上海地下党的工作干扰。于是我就随一位去上海采购器材的叔叔，从山东一个小港（安东卫）下海，乘机帆船由海上漂到上海。在离开山东下海前，母亲跟我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在路上万一遇到敌人，决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不能说你是从山东来的，更不能说出你们是共产党、新四军。就是把你打死了也不能说错一个字。否则你即使能活着回来也不会要你了……"。机舤船在进上海吴淞口时不幸真的遇到国民党炮艇拦截，对全船人员进行打骂拷问，船上只有我一个小孩，自然成了拷问的重点。为此差点送命……。
当我见到父亲时，他已经回国有几个月了。那年我10岁，他当时的情绪很不稳定，比较暴躁，每到晚上经常不睡觉，大声叫嚷骂人、敲东西。白天他要我陪在他身旁，最好形影不离。但我还要上学，因此父亲常常会跑到学校课堂上来把我拎回去，于是我就开始逃跑，东躲西藏，甚至逃到邻村或更远的地方去上学。
2000年在上海天馨艺术顾问公司发现的我父亲遗失的文献中，有一封我母亲1945年3月写给父亲的信。当时我母亲去上海接我进根据地，在上海友人家中发现我父亲准备回国办画展、并要求他们提前为父亲作宣传的信。为此，我母亲就在上海给父亲发去一封信，我不妨把这封尘封了五十年的信抄录几段：
"……，记得在欧洲战争初起时曾有很多信经红十字会复给你，同时也由红十字会收到你的来信。只有仅仅的二十五个字，以后就没有了消息，到现在又快四年了吧！大家在相隔万里的路程中，各尽各的本位，做各人的工作，但是世界是在不断的进步，这次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赢得了战争，赢得了和平……。在这样的时代中，我希望您也还在跟追着时代进步，用你的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希望你是一个进步的富有革命性的艺术家，不是平常的艺术家。
"我现在工作与文元、道希在一起，你一定可以猜想我是如何的工作了。天行我已把他带到我工作的地区，那边有理想的小学和美好的教育，在过去十年前您也曾憧憬过，曾同情过的环境。我们现在是很快活地在过着。
文元、道希和文溶都巴望您早回国，他们会代您布置您发挥艺术的地方，保证您可以满意。大哥和大嫂又重新回到了南京，大哥还有信寄给您，要您回来，但是我却盼望您走向文元的地方……如果走向大哥的地方，我们间一定是越走越距离远的，到那时除了离婚不足以解决一切。……"
（注：文元和道希，即三伯父沙文汉和三伯母陈修良；文溶即四伯父史永；大哥即大伯父沙孟海。当时正值国共两党谈判，大哥回南京意即走向国民党，我母亲自然站在共产党一边，她对大伯父当时的行踪内情並非知晓。）
两年后家乡解放时，我母亲作为南下工作队，跟随陈毅同志进上海，参加接管上海的军管会工作。并于1949年12月14日与父亲协议离婚，（同年12月23日在《解放日报》登了离婚启事）。关于这件事的经过，四伯父在1982年6月一次给我的信中曾这样提到过：刚解放时，我母亲向四伯父提出要与我父亲离婚。四伯父与三伯父商量，根据当时医生的诊断，我父亲的病是治不好的，考虑到我母亲还年轻，应该支持我母亲离婚，并由三伯父向我父亲做工作。我父亲表示同意离婚。协议中写明"所生子天行归沙氏抚养"。但母亲考虑到父亲的实际情况，提出由她把儿子培养成年后再归还沙耆，沙家同意这样做。从此我随母亲生活。父亲虽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盖了章，但他不承认自己婚姻失败，并一辈子拒绝再婚。1952年我母亲调去北京工作，后来在北京结了婚。我则寄托在上海外祖父家，并在上海中学念书。1956年我中学毕业时填报大学的第一志愿是中央美院。母亲知道后坚决反对，正好当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在校招生。从此走上了一条从军之路。六年军校生活结束后，62年我被分配到边疆昆明军区工作。
我父母的婚姻结局，既有时代的烙印，也有亇人的原因。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有他们自己的独立人格和理想追求。当命运需要他们选择的时候，我父亲选择了走向艺术，我母亲选择了走向革命。他们都让我感动，值得我尊敬和爱戴。他们都活得不容易，但他们都活得坚强、活得自主、活得精彩、活得有意义。这是在一个伟大而动荡的年代，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家庭向命运抗争的真实记录。这里没有是非、没有对错，只有选择。人的一生就是在不断地选择中走向生命的终点，并体现它的价值。而选择的多元化，正是生命多样化的精彩之所在。为此，我很认同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最近接受文汇报记者采访时的一席谈话，她说："我们过去文化中有一种不良的东西，就是简单的二分法、一元论，凡事非此即彼、非对即错，其实文化是需要一种胸怀去建设的。……我的生命崇尚多元化。……我不会用这一种去否定那一种，在我的眼中没有绝对真理，只有一种融通之后的价值判断"。
曾经有不少朋友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问沙孟海先生与我父亲究竟是什么关系？是亲兄弟还是堂兄弟？其实既不是亲兄弟，也不是堂兄弟。1992年4月，沙孟海先生在杭州庆丰新村的新居里，要我坐在他对面慢慢听他讲两家的关系史，我看他当时表现少有的严肃，于是我拿出筆来作了记录。事后发觉这对我来说，竟是一份难能珍贵的家属史料。由于这篇谈话的信息量大，回答了许多朋友想了解的问题，因此，我将上述谈话全部引录于后：
"我们两家是在清道光年间二兄弟分开的。你家是老三（泰贵房），我家是老四（竹房）。所以，我与你父亲不是亲兄弟，但比亲兄弟还亲。你祖父三岁时，你曾祖父被大水冲走。你曾祖母，我们都叫她三毛婆婆，很能干，女工生活做得很好，我穿的衣服都是她做的，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很不容易。我父亲是从医的，大你祖父十几岁。你曾祖母很相信我父亲，就把你祖父托我父亲带，平时除了吃饭回自己的家外，白天里都在我家，晚上睡也睡在我家。你祖父对我说，他直到结婚前一天晚上还睡在我家。我父亲是内科医生，指导你祖父学外科，两人相互配合。民国二年（1913年）我父亲过世，当时才39岁。我是老大，才十四岁，下面有四个弟弟，最小的只有一岁，这一家子怎么办？都是你祖父照顾的。你祖父大我15岁，从小把我抱大。他背我到童家岙去看戏，到外面吃饭，我从小跟他如同你祖父小时候跟我父亲一样。我们小时有这样的密切关系，一直到你祖父去山东。
你祖父是怎样去上海后又去山东的呢？是我父亲介绍你祖父拜张和文先生为师学医，张也是我父亲的老师，后来张先生介绍你祖父到上海盆汤弄赵翰香居药房做阿大，做了几年你祖父很会交际，认识许多人，其中有一位叫钱雨岗的，并无文化，却很能干，自己开钱庄，也很会提拔人才，介绍生意，因为你祖父会画画，介绍他到美华利钟表行（即现今的亨达利）画广告。我当时在上海做家庭教师。美华利的老板叫孙梅堂，在老板做四十大寿时，店员推荐你祖父画四枝梅花，并刻银镶嵌，老板十分赏识，说，没想到店里还有这样的人才，于是推荐你祖父到青岛分店当广告部主任。当时山东属北洋军阀张宗昌所辖，张是山东掖县人，县长应季审是浙江慈溪人，要一名宁波人去县政府管财务，看中了你祖父。于是你祖父就去掖县，张办证券业务，后任张宗昌部下抚血券局军输正中校会计主任。这是搞钱的事，因此发了财，到家里盖房子。这是民国十几年的事。你们家的新房子取名"藜斋"，这是我取定的。你祖父很孝自己的母亲，但到你祖父有钱时，你曾祖母已过世，心理很难过，我借古代孔子的学生子路的故事，子路年轻时家庭很苦，他为母亲到百里以外去背米，自己吃的是藜藿之食，到子路发达做官了，但母亲亦去世了。为纪念你曾祖母和你祖父的身世取名藜斋，我曾为此写过一篇《藜斋记》，写你祖父小时如何苦。可惜这篇文章找不到了。
沙村《藜斋》大门
你祖父有了钱，就和竺梅仙先生合股办民丰和华丰纸厂，华丰纸厂的董事长是杜月笙，你祖父当总务主任，在杭州华丰纸厂时间最长，大约有十年，一直到抗战，回到乡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