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1 上海
去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上海福寿园漱流苑墓地，上海市文史馆和上海福寿园为我父亲举行了《著名油画大师沙耆先生纪念像揭幕暨骨灰安葬仪式》。上海油画学会等艺术界同行及家乡宁波市、鄞州区政府代表和亲朋好友远道赶来参加纪念仪式。中国油画学会主席詹建军先生为我父亲撰写了墓碑志。
父亲这一生，既是多难而不幸的，又是不幸之中大幸的。他经历了一个动荡而变革的大时代，并顽强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和砺炼。年轻时在国内求学期间，就因参加抗日进步活动被捕判刑。经保释后，赴比利时留学。在留学期间，由于勤奋卓绝，出类拔萃，很快就饮誉欧洲画坛，……。不幸的是，正当他的事业如日中天，一展平生抱负之际，突然病魔缠身，被迫放弃锦绣前程，黯然回国，隐居乡间。从此如同雄师被困笼中，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
让人敬佩的是，五十年"幽禁"、半世孤寂，竟未能磨削他那高傲的性格和旺盛的激情。面对逆境，无论遇到何种窘迫，从未放下过手中画笔。绘画成了他在孤独中显现尊严的方式；成了他治疗精神疾患的良医；成了他超越自我的武器。这"囚笼"竟成了他隔绝外界无休止争斗和喧闹的屏障。保护他在艺术的天地间自由地、无拘束地翱翔……。
他更需要等待，等待一个能让他充分展示才华的时代到来。父亲是幸运的，终于在他晚年等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面对这样一个盛世年华，他激动地把自己一生的喜、怒、哀、乐、荣、辱、得、失全部倾泻在画布上，溶入到色彩之中，并把它们调布得如此和谐、美丽。在他停笔之前，如愿以偿地留给了那曾经带给他幸福和痛苦的世界。
这是一个纯粹的画家。他把全部生命都献给了他热爱的绘画事业，他也为此丢失了绘画之外本该属于自己的一切……。上天总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来塑造自己心目中的"杰作"。这一切似乎都是那么自然、那么理所当然。好像冥冥之中有一种大道在运行着。
父亲走了，他留下了一座"富矿"，留待后人去发掘。正如我国著名的艺术理论家水天中先生在文章中写的：
"在20世纪中国绘画史上，存在着一批"被遮蔽"的画家。对他们的"发掘"和研究刚刚开始。例如由于疾病而隐居乡间的沙耆；英年早逝的张玹、顾了然；去国离乡的常玉、朱沅芷；在政治运动中被排挤的李骆公、李青萍……。如果继续无视他们的存在，我们就不可能对中国油画的历史得到完整的认识。"
"沙耆的成就决不仅仅依仗他以一个精神病患者所独有的宁静和自由。在国内学画时，他的绘画才能就已经被发现。他在欧洲艺术环境中连续停留了将近十年，在众多留学归国的油画家中间，只有他和李铁夫有这样持久、深入地研习西方绘画艺术的经历。……就学习时期的学业成绩来说，沙耆属于成绩优异的留学生之列。在李铁夫、徐悲鸿、吕斯百、吴作人……这一长串名字之中，应该加上沙耆的名字。就留学归来"第二次创业"的成绩说，沙耆更是闪烁着独特光彩的画家，他可以与吴大羽、吴作人、董希文、吴冠中……等人并列而无愧。他在患病以后创作的许多绘画，其艺术力量绝对不在"身心健康"的同行的绘画之下。"
"在20世纪中国艺坛，人们过多地关切艺术的社会效益。这固然是针对近百年来文人艺术之游离于现实社会的一种矫枉过正，但它付出的代价是削弱甚至丧失了艺术最可贵的独立和自由的品格。……正是这种背景下，沙耆出现在艺术史上。由于他的出现，我们不能不正视20世纪中国艺术家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可以说，处于精神分裂状态的沙耆替他的同辈和同行发出了"感天动地"的伤痛呼号。"
"如果在过去的一百年里，中国曾经有过富于个性特色的艺术家的话，沙耆应是当之无愧的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