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大箴
新美术
1998.4
不久前，我们一群人在北京聚会讨论吴大羽先生的艺术。吴冠中先生说，吴大羽艺术的长期被忽视、被埋没，在现代中国是一种应该引起我们深刻反省和深刻思考的现象，这现象可以称之为"吴大羽现象"。我们之所以用"现象"这个词来概括这类事件，因为它有普遍性，涉及的艺术家不是一位两位，而是相当一批。大致上说，从30年代到80年代初，除了我们主流意识形态承认和接受的画家之外，有相当一批有才能和有造诣的画家被人为地拒之于门外。当然，在主流意识形态接受和认可的画家中，命运也很坎坷，因为我们那时坚持的意识形态往往发生难以预料的变化，常使忠实于它的人有灭顶之灾(如"文革"期间)。当然，另外一批画家，即在那时被社会排斥贬抑的画家的生活就更惨，他们常常受到非人的待遇。今天，我们坐下来讨论沙耆先生的艺术，说实话，心里是很难过的。沙耆先生的名字，在当今艺坛很少有人知道。他被埋没了几十年。有人会说，他因为有病，不能正常工作，所以人们对他的人和艺术淡漠了，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想，即使他没有病，有了工作，他作为艺术家，也不会受到当时社会的重视，因为他的艺术观念与实践和那时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他画他的感受，抒发他内心的感情，不会为了适应某种政治需要，违心地去画他不愿意画的东西。艺术是人内心世界的自由表现。艺术可以和政治结缘，有的艺术家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用艺术手段表现政治内容，无可非议；其中有佼佼者，有大师，他们永远值得我们尊敬。还有另一类艺术家，他们描写普通的事物，描绘大自然，作品没有"重大主题"，但不是没有思想，而是把思想隐藏和包含在艺术语言之中。我们读他们的作品，同样会陶醉，会兴奋，会产生思绪，会得到感情上的陶冶。几十年前林风眠说，艺术有为人生的，是为人生而艺术;有为艺术本身的，是为艺术而艺术，大体上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后一类艺术是人类审美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忽视或否定这类艺术，实质上也是对人性需求的一种否定。不过，任何用强制的手段遏制这类艺术的努力也只能得逞于一时，最后必将导致失败。今天，我们对曾经被埋没的画家一一予以重新评价，还他们以本来的面貌，给他们以应有的地位，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是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了人间，有的已入耄耋之年。他们一生受尽了苦难。当然，我并不认为沙耆是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30年代国难当头，他提出"为民族而艺术"的口号，他还身体力行，40年代为孙中山先生画像；他用艺术积极参与反法西斯的斗争。我只是想说，他是一位遵循艺术创造规律的艺术家，而在极"左"思潮流行的年代，遵循艺术创作规律的人往往要受到排斥和批判。今天我们在重新评价那些被埋没的艺术家时，希望悲剧不要重演，希望我们的社会能从已发生的悲剧中深刻汲取教训。为此，我们不仅期待建立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而且期待建立一个尊重文化艺术创造规律的社会。愚昧和狭隘是文化艺术创造的大敌。这是我参加沙耆油画艺术研讨会的第一点感想。
中国人真正接触油画的历史很短，只有一百年左右。可是这一百年来，油画在中国已经站稳脚跟，已经有了中国的面貌，且在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了和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许多外国人也很客观地评价中国油画的成就，我们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人就能领会和把握西画的要领，而且赋予它某些新的因素，使之具有某些"中国特色"？毫无疑问，我们中国人的才智在这方面起了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中国有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受传统文化浸润的艺术家，只要有开阔的胸怀，往往能触类旁通，能更深入地领会异族文化的精髓。徐悲鸿、林风眠、吴作人、常书鸿、沙耆等，到外国学习油画之前，均有相当的民族文化艺术的修养。所以他们在国外学习成绩优异。沙耆留学比利时国立皇家美术学院，受教于巴斯天(A. Bastien)教授，从1937年至1939年，仅两年时间，就取得优异成绩，不仅毕业时名列前茅，而且获得珍贵的"优秀美术金质奖章"，毕业后，他因大战期间交通阻梗，不能回国，继续留在比利时从事艺术创造，不断取得新成绩。人们认为，他参展作品中的线条"使人唤起一种崇高的印象，用笔如神，令人想起中国古代佛教美术的影响"；人们称赞他的水彩画"有一种近乎魔术般的流畅……其风格朴实、匀称，给人以罕见的真实感。这些丝毫不带做作而造诣极深的作品，不会不令真正的行家倾心陶醉"。(Stephane Ray为1945年"沙耆画展"所作序言)。沙耆之所以能创造出这些有艺术魅力的作品，固然是因为他才智过人和勤奋非凡，但也和他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有密切的关系。沙耆的父亲沙仔甫擅长中国山水画，沙耆从小耳濡目染，受到影响。这使他易于接受和掌握弗拉芒画派的艺术。弗拉芒画派的风景富有诗意，使人感到亲切、自然，其手法、技巧等与中国山水画迥然不同，但在重感受、重印象、重表达主观感受方面，两者有共通之处。在两种文化与艺术的教育和感染下，沙耆的油画作品在深得弗拉芒艺术真谛之同时，也别具中国山水画随意、自由，即兴表现的情趣，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这说明，沙耆在1946年回国之前，已经是一位很出色的艺术家。吴作人评论他说"在西欧治学严谨，敏求过人，蜚声海外"是恰如其分的；徐悲鸿约聘他为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授，得知他因病缠身不能赴任时又言明保留其教授职位，也说明他的艺术成就当时即已得到行家的认可。沙耆长期受病魔折磨，被迫在故乡沙村闲居，几十年来，他未搁下画笔，仍继续从事绘画创作。虽然在"文革"期间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受到打击，许多作品(包括从欧洲带回来的数百幅画卷)被造反派焚烧，但在打倒"四人帮"之后，仍然壮志未酬，在条件困难的情况下执着地进行艺术创造。这种献身于艺术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敬佩的。对沙耆来说，艺术是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要生命不息，艺术劳动就不会停止。他作画没有任何功利目的，不为名，不图利，仅仅是为了表达内心的感情。这种对艺术真诚的态度，决定了他的作品自然、真切的品格。他画的都是极平常、极普通的农村景色，但在他的作品面前，我们不会无动于衷，而会被它引到画面的深处，引入他创造的境界之中。因为这些对我们来说既亲切又陌生的画面，绝不是客观物象的摹写和再现，而是渗透着他对大自然的一片真情。
虔诚赋予沙耆的画以某种古典精神，而随意使他的画接近印象派、后印象派以至表现主义的画风。也许是他的真诚，是他与普通农民生活、与大自然的接触，使他本来具有古典气质的画风获得一种现代感。沙耆十分注重油画、水彩语言本身的美，注重笔触、肌理的美，他的色彩很强烈、响亮，大胆用对比色，又很和谐、抒情。他的技巧极娴熟，可是在画面上，我们看不到任何技巧的卖弄，而为他炽烈而朴实的感情所吸引，只有大手笔才能创造出有如此精神品格的艺术作品来。现在许多人讲绘画的现代性，在作品中做"现代性"，其实，现代性不应该是一种刻意追求，它应该自然而然地产生。真切地把握了客观世界的精神又忠于自我感受的人，在他的笔端，自然会流露出现代性来。这也许是大艺术家沙耆的作品给我们的又一个重要的启示。